明确病毒产生的条件与致病条件对新冠患者救治预后的制约——访中医战略科学家杨俊耀

　　编者按：抗击疫情三年，我们与病毒的较量从未停止过。近一段时间，各地病毒感染的人数呈爆发式增长，医院门诊病患爆满，面对如此大的感染基数，感染病毒毒株引发关注。一些专家学者对新冠病毒缺乏对事物之间的整体性、关联性及事物之间的制约制衡的存在性研究，虽然每次都强调不同时期毒株的传播力与致病后果，但因缺乏核心研究，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对于当前病毒感染情况，应该如何面对？

　　记者采访了第一个站出来呼吁国家最高层让中医药介入，并在新冠疫情发生的初始，就对这次疫病的性质、病因病机、涉及人体部位的范围、病势的趋向、病情的演变和转归以及愈后康复的巩固(免疫重建)等作出了准确的预判及后来一一应验的中医战略科学家杨俊耀。

　　杨俊耀教授医术精湛，具有悲天悯人的大医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风骨，他提出的“湿热论”打破了北方燥、南方湿固有的学术观点,是中医学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

　　杨教授表示:每轮疫毒传播的速度与导致的病情，都必须是原因与条件同时俱备，尤其是条件在每轮疫毒传播时起主导性作用。

　　论条件，可分两个类型：一是新冠病毒产生的条件；二是新冠病毒对人体侵袭造成后果程度的条件。新冠病毒本是自然界中原本存有的各种浊毒邪气，在空气流动过程中演进成的类似于劣质“量子纠缠”形式的一种自然产物。那些浊毒邪气就象以往与人类万物共存共处的“和风细雨”，在一定条件下蓄势侍发，趁势演变成了“暴风骤雨”的样子。

　　在这里,不妨把所说的劣质的“量子”理解为中医学所认为的“浊毒邪气”、“伏邪之毒”,而浊毒邪气之所以能愈发愈烈并在一定时期传播扩散,它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而让其所能具备条件的来源与产生无不与大气环境被人为破坏、被改变(工业废水、汽车尾气的排放,山恋叠障的开挖、风能发电机的滥用、化学合成品使用后的乱扔胡丢等等不良行为)有相当的关联性。进一步讲,即使那些已成势的蓄时已久的邪毒浊气(劣质的量子)对人类甚或其他动物是会造成伤害,但此时此类的浊气伏邪伤害程度相对要轻,而只有达到一定的饱和度和强度，即相互间纠缠成如一股绳、一块硬板块时,才能迅速地、大范围、大面积且具有一定的定向性的传播扩散。

　　这场疫毒之所以较以往威力要强大数倍侵袭和伤害人类及其他的动物，那些邪气伏毒若是不具备条件的助势与推送,不应该亦不至于达到迅猛于虎和长时期的迁延肆虐。而所具备的“条件”该当何因?就此我个人推论不外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大张旗鼓建造安装风能发电机，叶扇运转时而导致的风向被改变被破坏非常相关,尤其是它能把自然流动的风的形式(散发型、敞开型、多面型的,当然亦受季节、气候制约而有一定的大致循着较固定的方向区别)改变成了涡轮增压式、束状式的改变,比如就象旧时的纺棉线器具一样,把原来的片、块状的棉花变换成一缕缕细纱再合股成细线甚或成了粗的绳索。

　　不难想象,自然界原本就存在的浊毒伏邪,只不过在常态下应是以散在的形态存在为主为多,一旦遇到山峦叠障的阻挡、季节气候无常的变化、人为性地对环境的破坏，就势必有了相互缠结一起且变强成势成害。

　　二、既已形成的如“量子纠缠”式的浊毒时疫(疠气)受制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位置不同、季节性气候气温交替交化的差异及人文地域性的迵异而形成具有一定的趋向性、易趋性和选择性的盛行，即出现的活跃期和天花散花式的多点式发生，对人或动物就产生了致病性。

　　另外，每轮疫毒对人体伤害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所受条件制约的条件，譬如,2021年8月份与2022年3月份的新冠肺炎病毒相比,该轮的所谓“德尔塔毒株”仍属中医“疫病”范畴,其病机应该是中医学的“冰伏”或“火包寒”。回想一下2021年的前多半年的气候变化情况,立夏前后,春末夏初,全国各地普降雨水过久过多,水为至阴,人体与万物皆被以“寒湿”所居所依,然暑期一至，天气突热,气温骤增,热浪扑身,人体之寒湿尚未迨散,却被暑热所裹,尤其是素体阳虚之人,至阳气重伤,阳气式微,体内寒湿之邪又被暑热(火)所迫,深伏于内,导致“火包寒”而成了冰冻之势,故而气机为之闭塞,阴阳之气不相顺接,阳气不能达于四末。证见小便不爽,大便粘着难解,精神萎靡,面色苍白晦暗,胸脘痞闷壅堵,憋气似喘,气难接续,四肢厥冷,少腹绞痛,颈面如肿,舌淡润水滑,多液欲滴,脉象沉迟伏或沉涩,重按脉难应指。此冰伏之势已成,邪气深伏难出,急用辛热燥烈之品温散冰冻,开郁通闭,宜四逆理中方法,汤药如桂枝、肉桂、干姜、川椒、草蔻、生姜、吴茱萸、淡附片等。成药仁丹、霍香正气丸、防风通圣丸等临床辨证使用。

　　药后若面色转为红润,四肢厥冷转温,舌苔水滑已化,脉象沉伏渐起,胸闷憋气减轻,周身微似汗出,即冰伏得解,阳气宣通之象,可及时停药,以免温燥过用而转增其热。待冰破邪去,应及时改用芳香宣化,以清理余邪,让诸证向安,方可选用三仁汤、上中下通痹汤、越婢加术汤等加减化裁。

　　再回顾2022年3月份的那轮奥密毒株肆虐所具备条件:我个人认为三月份以来新冠病毒之所以在全国扩散范围之广，数目徒增另外两个主要原因不可忽视:一是受当时该季正值西伯利亚寒流与太平洋暖流相互拉踞式的高峰期，各地气温忽高忽低高频次交替而处于乍寒乍暖之自然环境；二是遭受到由于人为的且不科学(没经过充分的临床疫苗试验)及不确定的(即所谓的群体免疫)因素影响而导致了人体应激性的反应迟钝和人体自主抗病能力的一定程度上的降弱性！故而引发疫情突增。

　　同样的再来追思2020年春节武汉的新冠疫病，其基本病机则偏向于 “寒包火”了。由于武汉的特殊地理位置，夏暑季节，气温之高，素有中国“三大火炉”之称。诚如《素问·热论》曰:“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夏至以后，暑热当令，或冒暑劳动，或高温作业防暑降温不力，人在蒸淫热迫之中，暑热直中;暑性酷烈，壮火必食气伤阴而大汗淋漓。如再享受空调、冷饮、风扇等，寒凉外束肌表，闭门留寇而憎寒恶热。因此，“暑热内郁，寒凉束表”是其特点。

　　此“寒包火”症若用桂枝汤解肌则不能祛其寒，若用麻黄汤散寒又恐助其暑热，若用白虎汤清热则不能表散寒邪。那么面对病机如此复杂的疫病，可选用大青龙汤，该方系麻黄汤加石膏、姜枣而成，是发汗峻剂。医圣张仲景妙在倍用麻黄，以桂枝助麻黄发汗解表，急开腠理以散寒邪，并兼制石膏寒凉太过而伤脾胃;反之用石膏内清郁热，并兼制麻黄辛温太过而助邪热;杏仁降逆气;姜枣甘草调和营卫，助汗源，并防发汗太过，使汗出表解，邪去正安。诸药合用，共凑外解表寒，内清郁热之功。临证用之，定当效如桴鼓！

　　最后再说一下2022年12月份的疫毒侵袭的条件与病机，本轮主病机侧重于湿热。湿热病虽多发于夏秋之令，但四时均可有之。如春温一证，为感受春季温热而致之时令热病，以里热症候及易伤阴液为主要特征。而以上是千年古医文献的观点，而我认为不能胶瑟守旧，更应该结合历史且遵循用发展用动态的的视角来观察来分析人类的疾病谱改变而应该是:“湿热”，其实“湿热”病机在当今时代民众所患各种病及病变中具有非常的普遍意义。每从霜降至立夏前尤其是在中间寒冷的冬季这一漫长的时期，却正是“湿热”在人体的最活跃期。由于长期的观念:冬季气候让南北方普遍气温低寒、干燥，故习惯以让人多饮水多食水果甚或并在室内按放加湿器以增水湿，殊不知，过多的水湿聚身是代替不了人身所居整体环境的干燥，水气裹身不泄便郁久化热演进成湿热，湿热壅滞，升降出入失常，产生的“水中毒”而引发诸病证叠生；冬季的严寒气侯与人们的缺劳少做使人身很难汗出，玄府不得以通调，让人体的水湿排泄也少了一个途径。鉴于此，我在救治广大患者用药时并一再嘱咐:要少喝水(茶水也在内)、少吃含水量大的食物(比如水果之类)；依据每个患者的湿大于热、热大于湿、湿热并重以及湿热在表、湿热在里、湿热半表半里、湿热伏于膜原和湿热弥漫三焦、湿热壅滞上中二焦、湿热仅侵上焦之各自各体之不同给予立方遣药，结果取得了药简效宏，让众多的患者喜出望外。

　　同时不得不再多重复几遍，有许多专家、学者将“人体免疫力”与“人体自主抗病能力”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其错误的观点与传播也势必给新冠病毒的防与治引偏了方向和造成了定点定位的不准确性和盲目性。殊不知,人体免疫系统只是对一般性且程度较轻而发展变化较急速的外感疾病的初步性防护与阻隔和对部分内损疾病的病理性改变和态势给予提示(预警机制)而已,若过分地注重免疫力的重要性就势必会掩饰了疾病存在的层次之分和忽略了疾病之间的子项与子项,子项与多级复合证之间的独立性、相关性、整体性,无法区分矛盾的主次之分,无法处理解决好矛盾的对立统一性,概而言之,过度强调免疫力其最终结果是把正确的治疗方式方法却给导向到歧途上,真是为害之深矣。我个人对免疫力的理解如下:

　　一、所谓的“免疫力”其实就是人体患病后所表现出的最早症状即“显症”。

　　二、所谓的免疫力(最早所表现出来的显症)其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是能起到紧急预警、初级预防的作用。

　　三、人体在患病的整个过程中,半隐症与潜隐症很多时候才是所要重视的主流所在。

　　四、炮制出所谓的“免疫力”这一术语纯属西医中的现代医学毫无意义的标新立异。

　　五、修复恢复人体自身的自主抗病能力才是阻隔、截断、修复病损的正确途径和最终目标。

　　六、人体自身的自主抗病能力也有他的阈值即承受能力范围所限。

　　七、中医学在促使人体自主抗病能力的恢复过程中有多种多样的治则与治法。

　　结语:我们应从一种现象中主动去探寻它的实质性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

　　对于近期公布的疫情感染结果来看，疫毒所致的病证所表现出来的轻、重、危、亡、愈及完全康复甚或后遗症的留存等，这些不相同的症情它们之间的变化与转归，主要还是取决于每个个体的体征差异和在医治过程中，所接受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所采取的治则治法的正误差别而左右。换言之，是在说仅疫毒这个单纯的病因并非完全就能决定了病证(症)的所谓的轻所谓的重与预后。另外一点，像那些急性肠胃炎、急性阑尾炎、急性外感发热、急性胆囊炎……临床表现非常迅猛凶险，但只要救治的及时、正确，很快就转危为安，短时间内就痊愈了。正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向平时许多人所患的各种慢性病，迁延数年不能治愈，甚至都得不到缓解，让人痛苦万分，且相当一部分又演进成(疾病亦是动态的)“多病杂陈”，在一定时期导致多个脏器衰竭最终而早早地死亡。这些又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轻证(症)与重证(症)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现象与本质很多时候是不存在一致性的。说明了一种单纯的病因并非完全就能决定了病证(症)的所谓的轻所谓的重与预后。

　　同时一定要注意，同一因素(病因)影响到每个个体(个体差异性、易趋性、定向演进性等)，所表现出来的证(症状)侯或病理，是各不相同的，具有共性，更具有个性，之所以如此，是“证”的病理改变带有多个变理参数,必须要从临床上要理解体质与“证”的固有相属性,体质与“证”的潜在相关性,体质与“证”的从化相应性,概而言之，就是与每个人的先天禀赋与后来的体证发展不同具有相当的关联性和一致性。那么也同样的可以认为所谓的“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正确的称谓应该是:免疫紊乱综合征)，也同样的要有从唯物辨证法的观点去考察该类病证的各种表现能力，是要能把被新冠肺炎病感染的患者，所有的症状都可以从总的方面相对区分，为特殊性和普遍性两大类的功底。前者或称为特异性症状，后者又可叫做非特异性症状。所谓特异性和非特异性症状，多半是一些十分具体的病候表现，它们所反映的病机内容通常都比较明显和直接，诊断含义也较肯定，其与病机的关系一般都较单纯而易于识别；而非特异性症状具有程度不等的普遍性，它们所提示的病机涉及面都比较广，往往在许多场合下都可出现，其诊断涵义是多元化，证候与病机联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既可平行，也可以不平行，在时间上、空间上呈连续性的螺旋式的多层次结构。

　　据上述而论，所谓的“新冠肺炎”患者 ，其实不应该以什么轻重证(症)来划分界定，正确的应该是揭示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使人体发生病理性改变，并产生某些病理产物，在一定条件下(直中、附丽、伏邪……)，这些病理产物又可能作为一种致病因素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体某些脏腑组织器官，导致脏腑组织功能失调而引起新的病理变化，形成各种新的复杂的证侯。其实上述的观点，早在2020元月25日这一天,我就依据每个患者的个体差异性、易趋性、定向演进性等等,这些客观因素情况,即时提出了治疗一开始就要有靶向的选择性,让已经出现的并发症状，甚至是直接传变或将要出现且能致命的证侯的潜在危险的治疗或阻断。

　　现不妨回顾一下在2020年元月23号我在发出要让中医药参与防治疫病战斗号角后的25号时，就开始对当时首轮疫病的性质、涉及的人体部位的范围、病势趋向、病情的转归等作出了预判并自拟出一系列相对应的中药组方。比如:第一个就是要密切关注患者的心肌炎这个起初认为是次要矛盾且还不凸出但又将会成为整个疾病过程的主要矛盾所在的见解，结果没有引起参与临床救治的中西医两方面医护人员的注意和重视，直到了12号左右才是认识到这个事关降低危重证候及明显降低死亡率的举足轻重的问题。其实在当时只要患者一入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应对其心肌酶高低值的变化检测，该项检查是病情轻重转变的一个关键点；而且病机病情的传变，并不尽是按顺序按照一定的轨迹在传变，即不全是由轻-中-重-危，而是会有呈跳跃式的传变的，即中医学所言的“直中”与“逆传心包”。

　　比如:风挟湿邪上窜脑部诸器官之中耳炎、眼结膜炎、脑炎等这些在巅顶症候与全身症候之间的密切关联性,至于疫毒又会“直中”导致的肠道症侯(肠伤寒)、肝脏症候(急性肾小球炎、急性肾功衰竭等)也一一提及并相应的给予组方。但可惜的是,未能引起一线在参与救治的中西医两方的任何一方医生及国内国际权威医疗学术机构的专家和学者的注意和重视。亦步亦趋的被动性应对,严重影响了救治效果。

　　今天看到一些学者对新冠病毒的形成与对人体侵袭伤害结果的曲解及误导，我不得不对旧事重提,以视正察，更是旨在逆流挽舟,抛砖引玉。谨以启迪杏林同仁,今后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守正创新，为促进我国传统医药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能够坚持突出中医药的特色,拓展中医药服务领域,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加大用传统医药对重大疾病和能够立足于中医药防治学整体观、辨证观、防治结合、治重于防，且多方面统筹兼顾, 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研究探索出一条行之效宏的中国特色新思路来。